韩非融合了法、术、势的学说，被誉为法家的集大成者。他本来是韩国贵族，祖上为王室公子，但本人已经降为士。《史记·子韩非列传》上说，韩非精于“刑名法术之学”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法家学者，他与李斯都曾受业于荀子，后来李斯去了秦国，他则回到了韩国。韩非因为口吃而不善言谈，但文章出众，且著作颇丰，有《韩非子》五十五篇传世。韩非目睹了战国后期韩国的积贫积弱，多次上书韩王要求改革，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，激愤之下写出了《孤愤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等十多万字的著作。这些书流传到秦国，秦王政读到韩非的文章后，大为叹服，竟以发兵攻打韩国的方式，迫使韩王让韩非为秦国效力。韩非到秦国后很受重用，但是后来却因故被囚禁起来，最后在狱中自杀。由于缺乏相关的史料记载，所以在今人的眼中，韩非死得不明不白。关于韩非的死，主要有《史记》和《战国策》两种说法。《史记》上说，李斯、姚贾对秦王政说:“韩非是韩国公子，他一心想着复兴韩国。现在大王打算统一天下，所以韩非如果为韩国着想而违背秦国的意志，那也是人之常情。韩非久居秦国，必定对大王不利，不如找个借口除掉他。”秦王政认为有道理，就将韩非关进了监狱。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，逼迫他自杀。韩非想面见秦王，却没有得到召见。后来秦王政后悔了，想赦免韩非，可是韩非已经死了。
《战国策》上说，有四个国家联合攻秦，姚贾出使四国，使秦国避免了一次兵祸，因而被任命为上卿，韩非却在此时说了他很多坏话。秦王政召见姚贾，姚贾对答如流，于是“复使姚贾而诛韩非”。一般认为，韩非是因为受到同学李斯的嫉妒而遭陷害致死，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知道，姚在韩非遇害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这两段记述看起来没什么关联，而且其中都存在着疑点，但是可以从关键物姚贾入手来分析这一问题。根据《战国策》的记载，姚贾是一个游说之士，也就是纵横家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中指出了五种社会的蛙虫，即儒者、游侠、依附于权贵的门客、工商业者、谈辩之士，可见韩非是很讨厌纵横家的，所以他与姚贾的矛盾是很有可能存在的。此外，李斯对于韩非的死也有责任。《史记》上说，李斯自认为才能不如韩非，但并没有说他嫉妒韩非。难道仅仅因为韩非比自己强，李斯就产生害人之心吗？其实他们二人的矛盾可能在政治理念方面。韩非写过《存韩》一文，请求秦王政不要灭掉他的祖国韩国，而李斯多次上书与他辩论。这大概才是他遭到李斯忌恨的原因吧！
《战国策》上的说法也有问题，联合攻秦的四国很不明确，文中提到了“荆昊”“燕代”，于是有人作注说四国指楚、吴、燕、赵。早在韩非去世的二百多年前，吴国就被越王勾践灭掉了，而“代”是赵国境内的一个地区，并不是赵国的代称，所以“荆吴”、“燕代”更像是地区名称，而非国名。当时秦国已经占据半壁江山，各诸侯国已经无力对其主动发起进攻了，况且四国攻秦之事并不见于其他史书，所以这种说法有待考证。
如果说李斯、姚贾因嫉妒而起杀心的说法稍显牵强的话，那么秦始皇因猜忌而杀韩非的说法应该算是比较合理的了。韩非吸收了各家观点，以法家思想为根本融合商鞅、申不害和慎到的主要学说，形成了以法、术、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。韩非在把商鞅的法、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的同时，对这些学说加以批判和改进，他说“申子未尽于术，商君未尽于法。”意思是说，申不害的术治理论和商鞅的法治理论都不成熟。在术的方面，韩非认为，君主对臣下，不能过于信任，要严密监视臣下的言行。在法的方面，他特别强调了“以刑止刑”的思想，提倡以严刑酷法治国。韩非的著作有很大一部分讲的是阴谋权术，而且在他的法治体系中，君主的行为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。韩非继承了商鞅和荀子的“性恶论”，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，人的心理无不是趋向利益的，君主的职责就在于利用“刑”、“德”，使民众在符合自己意志的基础上获利。韩非认为，君臣的根本利益是相冲突的，君主想制约大臣，大臣则想凌驾于君权之上，所以君主必须合理运用法、术势，才能驾驭不安分守己的大臣。由于君臣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，因此臣子在进谏时一定要琢磨君主的心思，否则难逃杀身之祸同理，君主也要明察臣子的心思，否则自己的权力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蚕食。他撰写了《说难》一文，阐述了进谏的难处。司马迁说:“韩非子撰写了《说难》，却没有逃脱厄运，我为他感到悲哀。”因为韩非把人性分析得过于透彻，甚至透彻得近乎赤裸裸，所以不得不让人对他产生反感。韩非既为君主驾驭臣下出了不少主意，也为臣下揣摩君主的心思提了很多建议，再加上他韩国公子的身份，不能不令秦王政感到担心。所以，韩非的死有太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了，也许是秦王政利用李斯、姚贾与韩非的矛盾而借刀杀人的结果。